| 产业升级的话题今年频频被提及，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制造业国家谈产业升级肯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不过可以发现，我们所谈的产业升级并非是主动的预见性的行为，更多的是作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的注脚。今年我国的宏观经济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虽然上半年经济增长10.4%，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健康、最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这个背景之下，产业升级被迫被提了出来，在分析人士眼中，产业升级是解决我国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贸易条件恶化的唯一出路，也是百利而无一害之策。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产业升级现在才提出，为什么不是由企业自动完成、为什么还需要政策扶持，它本应该是一个自动完成并不断加强的过程。
这里就要谈到我国制造业多年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低水平循环。我国的社会经济活动存在着这样一个不良的循环：劳动者收入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需求不足→产业结构层级低→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出口→竞争力弱→产业利润低→劳动者收入低。这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需求不足这一项可以被人力资本培训投入不足、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代替，可以同样形成循环，一个是从需求考虑另一个是从供给考虑。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这种低水平的经济发展均衡是切实存在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产业升级的自动形成是不可能的。
打破这种均衡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即原本已经较弱的竞争力在遇到一个外在的供给冲击下变得更弱，导致原本很低的产业利润更低，最后原本可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收入变得不能维持。另一种是建设性的，即或者是国家、企业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需求上升，或者是国家企业直接对产业升级的投入，使得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最后形成高附加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破坏与建设并非割裂而为，经验证明发展都是由破坏始、建设终并如此往复，但这一过程肯定不是自动而无成本的。
我国现在面对这劳动力成本、人民币升值、东南亚国家的竞争等多方面的外部冲击，产业升级由成本上升而被提出，同时制约产业升级的同样是成本问题。这里的成本有三个方面：一是所谓推动成本，就是推进产业升级而需要花费的研发、资本重置、员工引进与培训等成本；第二就是沉没成本，原来可以用于生产的设备、技术、员工在产业升级的条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无法继续生产，基本上这部分都被记作损失；第三就是社会成本，由于产业升级造成了我国大量简单劳动力不再能进入原来的劳动场所，这里大部分是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造成的。那么这部分劳动力要么进行人力资本的培训再上岗，要么回归农业。回归农业也不是没有成本的，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增加而产量却无法同比例增长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而国家因为安全战略需要保证农产品竞争价格，这里会涉及大量的补贴，补贴数额随农业生产率的降低而提高。
第一类成本多是建设性的，企业可以将其作为投资而在将来的经营中分期摊销，政府也愿意在这一部分加大投入，在某种约定俗成的政治规则下，国家部署的转型性投资将大部分集中于此，所以虽然这一部分的资金可能所需规模最大，但从结果看却是最有保证的；第二类成本可以归类为先行成本，它更多的表现为损失，它的付出不会带来现实的生产力提高，所以这一类成本是企业不愿意付出、而政府也趋于回避的，目前产业升级虽声势浩大，但就是囿于前期成本问题难以前行。第三类成本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产业升级必然带来劳动生产力提高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由于人类生理条件的限制，人的转型比产业更加困难，部分劳动力向农业的回归是必然的，农业生产率可能会成为工业升级的牺牲品，其涉及到的补贴规模将更为惊人。分析产业升级的三类成本，我们可以发现，推动成本虽然规模最大却并非难题；而沉没成本限制着产业升级的推进，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大阻碍；而社会成本是潜在成本，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识，规模和影响目前还不可测，是值得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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